亲历者说|杜鹰:城市改革不容易,有时候甚至


更新时间:2019-02-28

杜鹰在《参事讲堂》发表讲演。新华网记者 李林摄

当时农民讲,核心一号文件好,然而一号文件管不了二号文件,二号文件都是各个局部的文件,改革突进不了了。人们的思维从包产到户的欢喜鼓励一下子陷入苦闷、找不到前程。

以下为杜鹰参事的讲述实录:

外部环境上,党的三中全会已经清楚把改革的重心转到城市去。然而推进改革是需要成本的,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也就象征着财政支持的重心转向城市了。

乡村改革不容易,有时候是辩论得脸红脖子粗

当时食粮的统购已经改成合同订购,实行了没两年已经很难推行下去。用当时老农夫的话,当初的合同订购比从前的统购还统购。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波及到城乡关系,粮食购销系统改造也波及到城乡关系。城乡关联整体不改,城市自己单兵突进,突进不了,抵牾一大堆。

农村内部环境呢?1978年改革之初,粮食产量达到3亿吨。1984年,短短6年时间,粮食产量增长到4亿吨。粮食多了,卖不出去,仓库也放不下。因此,此后的1985年跟1986年浮现粮食减产。农业从所谓的超通例增添转向惯例增加,有点像当初的“新常态”,粮食产量滑坡了。

改革开放40年,印象最深的事有太多。农村改革不轻易,它不是一路顺风,很顺利的一个进程,而是一个曲折的、有时候要爬坡过坎的,甚至有时候是争辩得酡颜脖子粗,非常曲折的这样一个过程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到1987年,那个时候内外部条件跟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革。

现场观众聆听报告。新华网 李林摄

从包产到户的欢乐激励一下子陷入苦闷

作为农村改革的亲历者、加入者、实际者和推动者,在6月20日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、新华网思客主办的《参事讲堂》上,国务院参事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杜鹰讲述了他与农村改革的故事。

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,而中国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真个。在这40年里,农村的面貌、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夫的生活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更。